周文渊
国家队铩羽亚洲杯后，按照老规矩，接下来就该做总结了，且还一定是“深刻的”、“动真格”的总结。可说来可笑，浑浑噩噩那么多年，有关方面居然连总结主体是谁，该从哪些层面进行总结都没闹明白就煞有介事地总结来反思去，结果除了做足官样文章，推出几只替罪羊，什么效果都没有。我们看到，总结回回搞、比赛趟趟输已然成了中国足球亘古不变的生存方式。
谁该成为总结的对象和主体？这似乎根本不是问题，既然比赛是由球员踢的，由教练指挥的，当然就要拿教练、球员开刀。然而，被喻为和平时代战争的现代足球早就超越了教练、球员层面，而是一国足球乃至一国国力的总体战，尤其是像世界杯、亚洲杯那样的大赛，其备战工作少说也要一年，既涉及到足协决策机关和各个职能部门，又牵动着各大俱乐部、各级联赛。既然要做全面系统的总结，怎么能局限于国家队那二、三十号人，局限于体能、人选和临场指挥等面上事务呢？
在我们看来，合同期满就自动离职的朱广沪，他的总结倒是可有可无的，难道还要让继任者去研读这位败军之将的辩护词？最该做总结的是中国足协，尤其是掌门人谢亚龙，总结的范围也需要拓展到更高的层面和更宽泛的领域。道理很简单，对于以出线为最高纲领，又事无巨细均被足协一手掌控的中国足球来说，胜负成败早已决定于主席办公会议的宫闱里。在这种体制和机制下，主教练能够做的事情是有限的，特别是那些对领导或言听计从或敢怒不敢言的本土教练。
比如备战工作，集训多久、以什么方式集训、与什么对手练兵，这些土教练们都不能完全做主。当年的沈家军，集训时间之多、集训方式之封闭，连一向主张苦练，也没什么生活情趣的老派男人沈祥福都受不了了，却在有关方面关于奥运项目集训至少要半年的死板规定下又30天、50天地圈养着，结果人都练傻掉了，在中青队时就一同打天下的教练和球员也在百无聊赖中内耗不已。可是兵败后，人们除了痛骂祥福无能，又何尝解剖过沈家军圈养了4年、耗费了数千万的国民财富，却两战就被淘汰之冤死的体制根源？
再比如，朱广沪上任两年多来，鉴于前任的教训，一直提出要到西亚去，要多与西亚球队交手。现实却是，汉家军在04年秋天，因输给科威特队而葬送世界杯小组赛出线权的教训够惨痛了吧，可是到了朱广沪时代，国家队年年去西班牙，距离近得多的西亚和中亚却依然一次都没有去过，甚至亚洲杯前被拉到了遥远的美国。这方面的战略失误谁来总结，又该追究谁的责任？
如果有关方面真的想总结出点有益的东西，那么第一要义就是透明化，让所有责任人说出所有的真相和细节。可是中国足协偏偏有着神秘主义的偏好，比赛一输，效率最高的一件事就是给所有人下达封口令，那些圈中人也熟谙此潜规则，“打死也不说，说过的也不承认”。这样的总结会有什么价值？
就备受抨击的教练来说，他们是由足协遴选和考评的，他们越无能，足协的责任也就越大。朱广沪不是到了大马才突然不行的，从去年2月22日亚洲杯预选赛首战巴勒斯坦起，到后来输伊拉克平新加坡，朱广沪思想保守、战术紊乱、用人偏颇和指挥犹疑，连普通球迷都已经看得清楚，老朱既失去了对比赛进程和结果的控制力，也失去了对球员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力、规范力，根本不该再坐在那个位置上了。
此时，足协又做了什么？仅仅因为朱家军取得了不可能不取得的出线权，中国足协竟然选择了不作为。甚至到5月16日朱家军以丑陋的方式输给泰国队时，谢亚龙依然不顾社会各界的质疑，向领导打了保票，还以树立“朱核心”的方式力挺朱广沪。这一用人失察导致了中国队失去了在最后关头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，如果有一个杜伊式的教练，国家队绝无可能在打平就可以出线的有利形势下还会惨遭淘汰，甚至在中伊之战时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权。
诚然，足协为打好本届亚洲杯花了很多心思，也下了很大的赌注，要人给人要钱给钱，相比日韩等国的淡然，谢亚龙们很作为了。可是，一方面很作为却一无所得，很恰当地反映了足协执政能力的低下；另一方面，在不该很作为的地方却下了最大的赌注，又反映了战略上的弱智。这种弱智贻害的不只是一届亚洲杯，当秋高气爽，韩日等对手早就开始深度备战世界杯预选赛时，我们却还在做着最初级的选帅工作！
这样的足协还有资格领导和管理中国足球发展吗？
